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陕西省澄城县境内的刘家洼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救性发掘，同时对墓地所在的鲁家河流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目前全国规模*大春秋时期周系墓葬、夯土墙、壕沟、陶窑与灰坑等丰富遗迹，下面跟小编一起看看。
三秦都市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经国家***批准，自今年2月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我省澄城县境内的刘家洼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救性发掘，同时对墓地所在的鲁家河流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目前全国规模*大春秋时期周系墓葬、夯土墙、壕沟、陶窑与灰坑等丰富遗迹，以及铸铜陶范、大量板瓦建材与青铜器、金器、玉器、铁器等数百件珍贵而重要的文物，一个淹没千年的周代封国重见天日。
刘家洼墓地位于我省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东岸塬边，邻沟而居，北距黄龙山约10公里。该墓地是去年底因被盗而发现的，根据追缴文物判断，是一处等级较高的春秋时期的墓地。经钻探，共发现墓葬56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
“其中*为引人瞩目的是，发现了2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型大墓(编号M1与M2)，南北向，东西并排分布。发掘显示M1南北总长64米，长方形墓室南北口长11米、东西宽10米、深度约12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占伟说，M2与M1平面形制相同，南北总长相当，墓室深度相等;但墓室规模略小，墓道宽仅仅是M1墓道的一半，约4米左右。两座大墓特别是M1，规模宏大，颇有**之势。仅就墓室大小而言，仅次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M2与M3，也比洛阳发现被认为可能是周平王墓的“亚”字型大墓墓室大。据此推断，刘家洼大墓墓主人身份应为诸侯国国君与夫人级别。其余墓葬皆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与大墓墓向一致。根据以往考古发现可知，这些墓墓主人的身份相当于卿大夫或士一级的贵族。
“从今年4月份开始考古队采取‘探方式’的发掘方法对墓地进行全面发掘。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9座中小型墓的清理。从整体上看，4座遭到盗扰，15座保存完好。共出土铜、金、铁、石、玉、陶、料珠、漆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300余件(组)。”据考古**介绍，这些出土文物中，大部分为青铜器，主要包括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三大类。其他类文物数量与器类，不及铜器那么丰富，但却不乏精美或价值重要者。
玉石器以圭和玦*常见，而在编号为M10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漆盒，圆角方形，器形基本完整，黑色髹漆上绘以红色云雷纹，在北方地区墓葬能发现如此好的漆器，是非常难得的。尤其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金器与铁器的发现，金器共7件，包括出自大墓盗洞的1件虎形牌饰与2件牛*衔环饰，及其他素面环与螺旋形金耳环。尤其是小墓出土螺旋形金耳环，是典型的北方民族的器物，它的发现对于探讨春秋时期关中与北方之间文化交流、族群互动、交融无疑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墓地北侧700米处，鲁家河两条支沟间的沟梁两侧及上部台塬相接部分，勘查发现长达500多米的断续相连的夯土墙，在此沟梁的下端，发现一段宽12米南北向壕沟，夯土墙与壕沟大致将整个沟梁合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区域，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应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居住区”。其内采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瓮和板瓦等残片，勘探发现有大量灰坑和板瓦建材堆。据采集标本特征判断，年代为春秋早期前后。特别重要的是，还采集到一块陶范残块。
“墓地与居址空间上相邻或靠近分布，年代上接近，功能上互补，等级上匹配，当为同一聚落的不同构成部分。以大、中型墓为主的墓地，应是包括*高统*者在内聚落统*阶层的一处公共墓地。”考古**据此分析，由居址与墓地共同构成的这一聚落，跨鲁家河两岸分布，居于东西横亘的黄龙山前，总面积约近3平方公里。虽然目前尚未出土直接文字证据，加上没有文献记载，还无法对墓地及其代表鲁家河春秋聚落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但初步认定，这里是春秋时期某一周系贵族的封国或采邑(赐给亲信、贵族、臣属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农民)。
近日，一伙盗墓贼利用自制工具盗掘了上海天马山上几处古墓的新闻再次让相关话题热度上升。其实，从4月扬州隋炀帝墓的真伪之谜，到5月南京疑似南朝陈文帝陵发掘的争议，直至7月洛阳“发现疑似李煜墓”后又澄清等，围绕墓葬的相关话题一直是今年公众视野中的热点。然而，对相关知识的缺乏了解，不仅令很多人在讨论过程中无的放矢，更对盗墓小说信以为真。为此，本报特约辽宁师范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刘俊勇撰写系列文章，揭开中国墓葬的神秘面纱。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分层与文明曙光的出现;商代墓葬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对立。为何至今没有发现一个确定的西周王陵?西周墓葬有何特点?礼制是如何发展并完善的?本期《古墓正谭》继续解读。
商代王陵已确定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西周王陵在哪里?据《周易》、《汉书》记载，周朝王陵不封不树，即：地面上没有明显痕迹，也没有栽种树木，这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诸多困难。清乾隆年间，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今陕西宝鸡扶风县与歧山县交界处的北部)相传的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穆王姬满、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多有异议。
解放后，考古部门经过多次勘探试掘，在周原境内发现大批西周墓葬，但大多是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墓。作为周王朝重要的政*中心和宗庙所在地，周原应有王陵，但多年考古没有重大发现。
2004年2月，有关部门对周原遗址进行普查时，在周公庙风景区发现一处两周时期*高等级的大型墓葬群。经国家***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周公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钻探，共发现9座4条墓道大墓，4座3条墓道大墓，还发现车马坑13处。许多**判定9座4条墓道大墓和4座3条墓道大墓应是周代王陵。因为只有周王，才能享受到这么多条墓道。甚至认为这里要么是西周13个王，要么是周公旦及其子孙。也有**认为这些带4条墓道的墓葬规模普遍偏小，不大可能是王陵。尽管意见不统一，但这毕竟为寻找西周王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现已发掘的西周墓葬制度基本上承袭商代。除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没有墓道，其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族葬制是西周诸侯国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西周实行的宗法制使得宗族关系强化，人们不仅生前聚族而居，就连死后也要合族而葬，这就形成了族葬墓地制度，即“公墓”和“邦墓”。
所谓公墓，是天子及其同姓的墓地，即“王之墓域”;所谓“邦墓”，是国中庶民的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属于“公墓”，它以8座大型墓为主体，中、小型墓及车马坑散布其间，而且墓域没有打破现象。这大型墓是卫国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周围的中、小型墓则是卫国国君的宗族成员墓葬。这处墓地墓葬规模有大有小、墓位排列有尊卑贵贱之分的墓地就是诸侯国公室的“公墓”。
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墓地，目前已公布发掘了756座西周墓葬。这些墓葬之间几乎没有相互打破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时期的，由此可见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型墓葬也是经过事先规划安排的。以4座大墓为中心分布的墓葬是井叔家族墓，是几个不同世代的井叔墓，而规模*大的那座可能就是第一代井叔的墓葬。井叔其人见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其中的一位井叔，根据传世的曶鼎等青铜器铭文，可以推断是周懿王时期的重臣。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可以推断张家坡墓地埋葬的是西周一代居住在丰镐的井叔家族及等而下之的若干个家族的国人墓葬，也就是“邦墓”。
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有**结合考古发现，认为“天子棺椁七重”应为“三椁四棺”，“诸侯五重”应为“二椁三棺”，“大夫三重’应为“一椁二棺”，“士再重”应为“一椁一棺”。考古发掘证明文献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簋与鼎搭配使用，与此相应，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的虢国太子墓是两周之际的墓葬，随葬的就是七鼎。虢国国君季墓随葬的是七鼎六簋，与其身份相符。
西周的礼制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早期这种制度并不完善，如近期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大墓出土青铜器共计19鼎12簋。这座大墓应是一座西周时期的曾侯墓，如按周礼规定，该墓只能随葬七鼎六簋。但这位曾侯死时列鼎制度尚未*终形成，还属草创时期。直到西周中期，礼仪制度才得以确立。春秋至战国早期，这种礼仪制度尚能得以维持。
